許鈞簡介：

中國翻譯理論研究和翻譯專業人才教育領域的主要推動者之一。現年58歲。南京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全國翻譯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譯協第六屆理事會常務副會長。在擔任中國譯協翻譯理論與教學委員會副主任、主任期間，參與組織了“全國翻譯教學研討會”、“翻譯學博士論壇”等活動；積極拓展翻譯理論研究領域、培養青年學術骨干，其研究成果獲得國內外翻譯學術界的高度認可。全程參與了2006年全國翻譯碩士專業學位 設置論證工作，參與制定了翻譯碩士專業學位的培養方案和標準，為翻譯專業教育的發展做出突出貢獻。

中國網12月6日訊（記者 何珊 陳超）在中國翻譯協會迎來30歲生日之際，中國網專訪了南京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著名翻譯家、“翻譯事業特別貢獻獎”獲得者許鈞教授。作為中國翻譯理論研究和翻譯專業人才教育領域的主要推動者之一，他向記者就翻譯專業設置、翻譯對文化交流的促進等話題談了自己深入而獨到的看法。他曾經大膽預測世界閱讀中國的時代即將到來，而莫言的獲獎讓這一預測成為現實。

中國網：目前，翻譯專業碩士（MTI）就業率和前景如何？您認為培養過程中有哪些收獲和問題？開設MTI克服了哪些挑戰和困難？

許鈞：中國在2007年設立了翻譯碩士專業?，F在，全國已有158所學校開辦了翻譯碩士專業，每年的招收規模在2500到3000名之間。這些學生的培養不應該是盲目的，既然是社會的需要，那么目光就不能僅局限于教學，就要知道社會對翻譯人才有什么樣的要求，這些翻譯人才培養出來后能不能走向市場，真正為國家翻譯事業做貢獻。以上海外國語大學翻譯碩士為例，他們的筆譯和口譯培養就順應了市場的需要?？谧g就是培養少數精英式的同聲傳譯，筆譯主要是和聯合國以及一些國際組織的翻譯相結合。在那里，他們設立了一個翻譯中心，學生畢業以后就在這個中心工作。目前，我們需要解決幾個問題，第一要解決翻譯師資轉型的問題，第二要對學術型和專業型人才的培養進行區別和定位，對學生的翻譯實際能力的提高要有一整套手段。

中國網：您怎么看翻譯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和各自地位？高校外語教師評職稱，譯文不如論文管用，是不是合理？

許鈞：翻譯實踐和翻譯理論是結合在一起的，兩者都不能偏廢。翻譯理論應該在翻譯實踐的基礎上不斷深化、總結和提高。理論既要解決一些重大的學術問題，又要為實踐服務；同時，有理論指導的實踐不會盲目，豐富的翻譯實踐可以更好地理解翻譯的本質、作用、過程和影響，使翻譯活動得以健康發展。高校中存在的譯文不如論文管用的現象在這幾年有所改變。我們以前對翻譯的認識不是那么深刻，認為翻譯就是簡單的文字轉化，但實際上，一個翻譯，例如一本書的翻譯在歷史上起到的作用可能是一般的一本書所不可比擬的，比如陳望道參與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我們對社科和人文譯著越來越重視，現在，這些著作都參與了評獎，還有很多翻譯項目成為國家社科基金的招標項目。另一方面，我們要不斷地突破，比如有些同聲傳譯人員可能不具備很高的學術研究水平，但他們在重要的活動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這批人也可以有機會以不同的標準來晉升。

中國網：這幾年翻譯事業有很大的發展，但也有一種不同的聲音認為現在翻譯質量下降，翻譯人才青黃不接。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許鈞：這個問題確實是一個悖論。老一代翻譯家相繼去世，而新一代翻譯大家沒有出現。有人認為，傅雷、楊憲益走了之后，中國再沒有這樣的翻譯家了，好像顯得翻譯人才青黃不接。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這么看，多年來，我們進行艱苦的翻譯工作，為改革開放事業做了大量工作，在某種程度上適應了改革開放的需要。但為什么大家覺得現在的翻譯水平不高呢，這是因為出現了一個新情況，就是我們的文化要走出去，需要我們主動做一些工作。這個工作中對我們提出了很多新要求。比如《大中華文庫》工程要把中國的典籍翻譯出去，這就面臨了一個問題。翻譯人員如果對中國的古典文化和思想不了解，外語水平再高，也無法完成這樣的任務。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說青黃不接也有一定的道理。

中國網：現在出版界有一個現象，就是對名著進行復譯，您對此有何看法？

許鈞：名著復譯的現象是一種必然。從翻譯的定義來說，它是在一個地域上讓一種文化不斷地擴展，從時間上讓一種文化不斷地延伸。一方面，不同的時期對經典會有不同的理解和闡釋。另一方面，語言在不斷變化，著作翻譯的過程實際上是現實化的過程。翻譯有兩大任務，一個是外國的東西本土化，一個是古代的東西現代化。一部古典名著之所以成為古典，就是它有被翻譯的價值，而這種價值是在不同的時期被不斷的翻譯、閱讀和注釋中體現的。

但問題是，自從1992年中國加入《伯爾尼公約》之后，一些出版社完全從經濟利益出發，對一些沒有版權的名著進行復譯，這就違背了翻譯的宗旨。甚至有些出版社讓一些不懂外文的人把幾個已有的版本拼拼湊湊，然后再推出一個版本，那樣就更違背了翻譯的任務和職責。翻譯之所以要被復譯是要在新的歷史時期給人們提供閱讀這部經典新的空間，而拼湊之作不嚴肅，同時也不能給我們帶來新的思考。我們現在關于復譯工作的研究應該加強。比如《道德經》和《論語》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不同的翻譯，在不同的時期也有翻譯，我們能不能通過這些復譯本去觀察這些民族對中國是怎么理解的，他們之間的理解有沒有差異，同時在各種不同的時代，是不是會注入一種新的理解，這樣的理解實際上是豐富了典籍本身的內容。也就是說，一部經典本身的存在是要靠傳播來實現它的價值，任何一部作品的最終實現都要依靠其他民族在不同時期的翻譯。

中國網：您怎么看翻譯在莫言獲得諾貝爾獎中所起的作用？

許鈞：我一直在思考中國文學應該怎樣走向國際。實際上，中國的古典小說已經在世界上廣為傳播，以魯迅為主將的中國現代文學在國際上也有一些傳播，那么中國的當代文學怎么能夠走向國際？我認為中國當代文學經歷了幾個階段，第一個是改革開放之后完全借鑒外國文學的階段，一批作家都是在外國作品中汲取了養分慢慢成長起來的，包括莫言、余華等。第二個是從借鑒當中走出來進行創新，隨著改革開放步子的加快，創作的空間不斷拓展，這些作家的水平不斷提高，不斷寫出在中國這片文化沃土當中具有獨特個性、以及對人性關注的作品，這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一個最重要的基礎。沒有好的作品，再好的翻譯也不可能獲獎。但是反過來，諾貝爾文學獎是世界性的，需要一種媒介進行傳播，所以在這些作品走向世界的過程中，翻譯是必由之路。我曾經預測，在不遠的將來，世界閱讀中國的時代即將到來。中國文學本身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文化的直覺，必然產生偉大的作品，同時要借助翻譯讓世界更多地了解，所以這兩者相輔相成。

中國網：著名作家韓素音女士不久前去世了，她生前非常關心中國的翻譯事業。請您談談她對中國文學和翻譯事業的貢獻和影響。

許鈞：我們對她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做的貢獻怎么評價都不為過。她具有很深遠的目光，她知道在與世界文化的對話中，中國需要對等的平臺。她是站在文化的高度來認識翻譯問題的，她認為要進行真正的文化對話，翻譯人才的培養非常重要，所以她設立了韓素音翻譯獎。在我與她的一次交流中，她特別提出有沒有可能成立一個翻譯學院，叫國際翻譯學院。她對青年翻譯人才的培養起到了重大作用。僅僅韓素音翻譯獎培養出來的一批人才現在已經起到很大的作用。如果我們要紀念她，首先要學習她站在文化和跨文化交流的高度上來認識翻譯問題，然后對翻譯人才的培養予以高度重視。

中國網：互聯網興起以后，深受外語學習者和翻譯工作者喜愛。請您談談互聯網對翻譯的影響。

許鈞：互聯網對翻譯起了重大作用。一本新書面世后，互聯網上有很多網友進行介紹，所以互聯網對于新書的發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網絡上，有一些對翻譯質量挑毛病的交流空間，這就形成了網絡批評，對提高翻譯質量，開辟新的翻譯的可能性提供了非常好的形式。同時，遇到疑難問題時，網絡給譯者提供了向網民求教的機會，提供了很好的解決方案。我覺得網絡是一個非常好的平臺，特別對翻譯的傳播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中國網：中國網（China.org.cn）網友想請教您：平時練了半天翻譯進步不大，提高翻譯水平有何好辦法？

許鈞：提高翻譯水平有好方法，但沒有好捷徑。用一句話概括，翻譯就是自己理解，然后讓別人理解。譯者首先要對原文要有深刻正確的理解。很多人說自己翻譯水平不行，實際上是對原文沒有透徹理解。其次就是讓別人理解，怎么樣用地道的語言把它翻譯出來。所以提高翻譯的一個好方法就是在語言上要有所突破。翻譯要進步，需要對語言外的知識進行了解。我覺得譯者還要能夠發現自己翻譯中的問題。我覺得初學者的一個毛病，就是認為自己非常忠實于原文，但是翻譯出來的譯文有翻譯腔，別人看不懂，所以發現自己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最后要學習好的譯文，比如我為了提高自己的水平，學習傅雷的翻譯。這就像無論是寫字還是寫小說，都要有字帖和范文，學翻譯也需要有這樣的姿態?？偨Y起來，第一語言的基本功要加強，第二擴大知識面，第三發現自己存在的問題，有針對性地解決，第四要學習前輩優秀的譯文。

中國網：在中國翻譯協會成立30周年紀念大會上，您榮獲“翻譯事業特別貢獻獎”，個人有何感言？

許鈞：我是改革開放之后成長起來的，確實有很多話要說。我們的時代是前所未有的好時代，而另一方面，翻譯為開創這個好時代做了貢獻。在世界文明的發展進程中，翻譯永遠都起到先聲的作用。而到了今天，中國要走向世界，翻譯又起到了一個開路的作用。中國翻譯協會成立30周年以來，它既促進了中國改革開放，也得益于中國改革開放對協會的推動。我從1976年開始從事翻譯工作，已經三十多年了，應該說我自己做了三件事情。第一，我做了大量的翻譯實踐，把國外一些很優秀的社科著作和文學著作翻譯過來，在這個過程中，我有意識地想辦法把一批優秀的中國作家的作品通過各個渠道推向世界。第二，我越來越意識到翻譯理論的重要性，所以在過去三十多年中還做了一些翻譯的研究工作。在這個過程中，我意識到翻譯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我對翻譯學科的建立做了一些工作。第三，我在高校一直從事翻譯教學工作，培養了一批翻譯人才。所以我自己是既做翻譯，又研究翻譯，又培養翻譯人才，可以說是“三位一體”。我今年58歲，我覺得我的路還很長，我要在這個“三位一體”方面繼續加強，但同時我要特別關注翻譯人才的培養。